本文系统梳理和回顾了2023年全球网络媒体“变织”的格局与趋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层面剖析了其背后动因和未来走向。

　　回望2023年，持续三年的世纪疫情阴霾渐渐散去，世界各国全面“重启”，但复苏的脚步远远落后于人们的期待。在此背景下，全球网络媒体的发展态势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走势高度相似，可谓“变织”：一方面，在疫情带来的“狂飙突进”中逐步放缓；另一方面，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和技术“蝶变”则成为影响当今网络媒体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俄乌冲突的战火还未平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加剧了“网缘政治”危机，以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在多国饱受质疑，遭到打压甚至封禁，但全球媒体的TikTok化潮流势不可挡。人工智能技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作为其最新发展成果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重塑了全球传播生态，将对未来媒体与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PEST的分析框架，从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文化（Socio- Cultural）和技术（Technological）等层面对2023年全球网络媒体领域的前沿动态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具体案例加以剖析，全景式展现全球网络媒体变局与发展走势，以期为学界和业界提供参考。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延续至今已经一年有余。在旷日持久的前线战斗之外，在虚拟空间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赛博战争”。美西方不仅依靠其一呼百应的传播优势和在网络基础设施上的垄断地位，对俄罗斯实行“噤声”和“断连”，同时也借助其强大的话语权主导信息舆论场，掌控了国际主流社会对于这场地缘政治冲突的认知，进而影响到了俄乌双方的战略走向和实力消长。由硅谷巨头把持的网络媒体剥去了“价值中立”的“隐身衣”，转向系统性的“武器化”和显性的“意识形态化”，将地缘政治的运转逻辑引入了赛博空间，构建了跨国危机中“网缘政治”的新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算法认知战”“深伪（deepfake）战”等新阵地和新战术。[1]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成为数智传播时代又一起引发全球关注的地缘政治危机。无独有偶，巴以冲突惨烈的线下战事同样迅速延伸至线上的激烈交锋，表明网络媒体的“政治化”和“武器化”已经成为当前地缘政治冲突的新常态。“哈马斯”发动突袭后，以色列政府在X（前Twitter）和YouTube上大量发布广告宣传内容，其中包含体现敌方军事暴力的野蛮或有意煽情的图像，旨在获取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西方的舆论支持。数据显示，以色列外交部门发布的30个广告图片和视频在X上已经获得了超过400万次的播放量。[2]对于加沙地带而言，当地的电力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在战争中被断供，相关的互联网传播途径被切断，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巴勒斯坦方面在舆论中的弱势，来自当地信息的缺失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虚假信息的泛滥。

　　但是，与俄乌冲突“一面倒”的舆论走势不同，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战事的深入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以色列政府内部的矛盾使得其先期获得的“传播红利”逐渐耗尽。BBC和CNN等美西方主流媒体在民意压力下，放弃了对哈马斯贴上的“恐怖组织”的标签。全球舆论场上的“表态性社死”屡见不鲜，英国内政大臣和《》知名记者等精英人物先后因发表争议性言论而被解职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发布虚假信息成为交战双方——其中也包括参加“算法认知战”的多元主体——屡试不爽的“致命武器”。一些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战争现场视频均为之前其他冲突的画面，有些甚至已经突破了200万播放量，这些在网络媒体上获得病毒式疯传的“深伪”视频的数量比以往的历次冲突都要多。[3]就连美国总统拜登、歌星贾斯汀·比伯等名人也被虚假信息或深伪视频所误导，发表了不当言论。虽然过后立即澄清或删帖，但也充分说明了事实核查在当下的传播生态中已经成为一种很难实现的“奢求”。

　　究其原因，网络媒体配备的事实核查工具在危机爆发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X平台用户常用的“社区笔记”（Community Note），依靠用户的“众包审核”机制澄清事实，在常态化环境下其功能尚可应付。但是，涉及巴以冲突的信息往往数量巨大且传播迅速，此时这类工具就显得缓慢而繁琐，范围和准确度也十分有限。

　　另外，虽然近年来网络媒体加大了对虚假信息的治理力度，但“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一些措施甚至被用作打压异见的“隐性武器”。“影子封禁”（Shadow banning）是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对违规用户采取的常见措施，其发布帖子的内容对其他用户不可见，但被封禁的用户自己却不知情。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数百名用户已经指控Facebook、Instagram、X、YouTube和TikTok等头部社交媒体平台滥用账号审查和“影子封禁”等，尤其是对支持或同情巴勒斯坦的内容[4]。

　　近年来，网络媒体不仅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主阵地，也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这些趋势都凸显了“网缘政治”的重要性和影响力。2023年3月，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美国众议院接受了长达5个小时的“拷问式听证”，在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和青少年“网瘾”等议题上遭受激烈“围剿”。这种以“算法伦理”和“保护青少年”为幌子的管制本质上体现了“网缘政治”的博弈，其目的并非要保护自身发展的主体性，而是演变为一种为抵御外国数字平台对本土市场的冲击、维护其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垄断地位的政治修辞和政策框架。这充分表明，一度标榜“网络无国界”、宣扬“互联网自由”的美西方已经抛弃了推动实现“全球互联互通”的承诺，将“赛博空间”变成以争夺信息权力为核心的网缘政治角斗场，这也从本质上暴露了美西方根深蒂固的“媒介帝国主义”思维和霸权主义行径。

　　无论是虚拟空间折射出的地缘冲突还是大国博弈，从学理层面分析，这种“网缘政治转向”也带来了认知视角的转变。按照华裔传播学者邱林川的概括，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与国际传播研究的视角主要分为两类：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蛛网”（cobweb）模式和基于现实主义的“台球”（billiard ball）模式。这两种形态在当下“地缘政治化”的平台社会，其解释力都显著下降，而基于建构主义的“蚂蚁社群”（ant society）模式能够成为一种“替代性想象”。在这种模式当中，国家和政府发挥着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作用，平台则提供了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占据主导的则是用户之间基于主体性的传播和共享。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蚂蚁社群”模式建基于在地经验和集体智慧。如同蚂蚁依据气味来识别族群一样，这种平台社会形态也由其所处的独特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语境所塑造。[5]

　　在由美西方主导的网络媒体普遍陷入信任危机和话语窠臼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媒体的声音逐渐壮大，体现了“南方转向”的新趋势，这一变化也符合了“蚂蚁社群”模式的特征。研究显示，近年来以“数字丝绸之路”为基础打造的“一带一路”媒体联盟等合作机制坚持“认知正义”的理念，运用建设性、正能量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关注本土问题，逐渐成为国际传播中的新兴力量，从而打破了美西方媒体的主导性叙事[6]。换言之，全球南方媒体的传播实践正在形成一种“替代性叙事”，一方面，包含基于“全球与本土”关系的重新定位，反制“以美西方经验涵括全球”的封闭叙事倾向，既关注本土议题，也兼具对全球发展的叙事投射。另一方面，将“建设性新闻”和“解困型报道”作为替代性叙事的主要目标与实践出发点，在“协作式展陈”的基础上，紧扣社会议题的痛点和难点，引发公众讨论以寻求解决之道，而非渲染“眼球”效应、流量导向的“冲突新闻”和“扒粪报道”[7]。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南方媒体能够借助于这一历史契机，以“合作发声、复调传播”的方式继续为构建更为公平、包容、普惠的国际传播新秩序贡献更大的力量。

　　初代互联网巨头的衰落与全球媒体的TikTok化，2023年，能源危机和通胀高企等因素致使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年增长率预计会创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仅次于世纪疫情大暴发的2020年的历史新低。Facebook、Twitter等初代互联网巨头深受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业绩下滑，陷入停滞。全球网络媒体格局的新一轮“改朝换代”迫在眉睫。

　　Twitter在被全球首富马斯克收购后，先后经历了更换高管、多轮裁员、解封极端异议用户账号、取消传统蓝V认证服务和限制非会员阅读帖子数量等一系列激进变革。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过半广告商撤资，加剧了其营收困境，因裁员带来的源代码泄露、重大宕机事故以及愈发鱼龙混杂的平台用户，这些因素都严重冲击了这家硅谷巨头，甚至使其陷入了生存困境。

　　2023年7月，Twitter正式更名为X，并将曾经具有标识度的蓝色小鸟图标替换成了黑色背景的X字母，此举显示了马斯克“壮士断腕、改头换面”的决心和打造一个类似于微信的“超级应用”的雄心。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意，数据显示，2023年9月，X的下载量相较2022年10月下降了38%，整体的平台流量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流量降幅在美国市场尤为严重，达到了11.6%，[8]连一向高调示人的马斯克也承认，截至9月，公司在美国的业务缩水了60%。

　　在Twitter陷入品牌重塑和业务重振的同时，近来同样深陷品牌危机的Facebook母公司“元”（Meta）则在7月推出了竞品Threads。该平台与Twitter相似，能够发布基于文本的帖子，并进行评论和对话。在X采取的一系列将用户拒之门外的“逆操作”和Facebook多年积累的“用户红利”的共同作用下，Threads一经推出便迅速火爆，仅用了5天就收获了1亿注册用户，成为史上在最短时间内达到1亿用户的应用程序，打破了ChatGPT仅用两个月实现用户破亿的纪录。然而后续数据显示，这一“网红”爆款并没有转化为“长红”效应，用户的使用时间从巅峰时期的日均21分钟下降至10月的仅6分钟，米乐 m6中国官方网站[9]作为新出现的与X高度相似的应用程序，Threads的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竞品”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能够挽救Facebook不断下滑的颓势，还有待时间检验。

　　在初代互联网巨头纷纷陷入经营困境之际，以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却在疫情期间异军突起，并且在后疫情时代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相关研究显示，TikTok带来的“创作者经济”估值高达1040亿美元。[10]仅在英国，2022年中小企业利用TikTok营销为该国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6亿英镑，同时还提供了3.2万个就业岗位，体现了强大的经济带动效应。[11]

　　TikTok不仅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在传媒业界掀起了一股TikTok化（TikTokfication）的风潮。TikTok采用的模式为“用户生产内容（UGC）+人工智能辅助短视频生产+协同过滤算法分发+滑动式持续内容呈现”，有效满足了移动互联环境下用户即时获取和分享信息的需求。不仅如此，网络媒体也从以熟人联络为主要目标的“强关系”逐步转变为以“展现自我”和“探索他人”为主的“弱联系”。TikTok在短视频领域的不断扩张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网络媒体的传播生态。在其示范效应下，采用“迷因”（Meme）的“混录”（remix）效果、趣味性的编辑和内容集成的人工智能分发推送等手段成了当下网络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具体而言，全球媒体的TikTok化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首先，TikTok式的短视频形态引领了初代网络巨头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例如，Facebook和Instagram推出的Reels，Twitter（现X）推出的Fleets以及YouTube推出的YouTube Shorts等新功能，都是对TikTok的借鉴和模仿。这些内嵌在原有平台软件内的短视频程序，不仅与TikTok有着相似的竖屏滑动式信息流形态，更重要的是模仿了其后台的算法推荐机制。短视频功能的推出和完善成为初代网络媒体能够留住用户的“救命稻草”，这一由C2C（Copy to China）向CFC（Copy from China）的演进也充分体现了全球互联网传播秩序“反向回流”的新趋势。

　　其次，传统主流媒体机构和新闻记者也纷纷转向TikTok平台，后者日益成为用户接触新闻和搜索信息的主渠道。研究显示，2023年已经有将近一半的西方主流媒体机构在TikTok上开设了账号，加大投入，发布竖屏新闻视频与年轻用户群体互动。[12]传统主流媒体一方面积极适应短视频平台的技术与功能特性，在进行多元议题表达的同时，引导用户深度参与；另一方面也主动迎合年轻群体的话语习惯与内容偏好，打造轻松幽默的报道风格，从而顺应和推动了TikTok化的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TikTok正在成为年轻用户的搜索引擎，来自TikTok上的可视化、简洁易懂和真实可感的内容比谷歌等传统搜索引擎更能吸引年轻群体，同时TikTok也成为其寻找攻略和追赶潮流的重要工具，这也倒逼传统媒体机构和其他内容生产者转移到TikTok上发布内容，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媒体TikTok化的趋势。

　　尽管这股TikTok化的大潮势不可当，但蔓延的虚假新闻、受限的新闻客观性、同质化的形象构建以及泛滥成灾的“深伪”视频也成了亟待应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13]。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和初代网络媒体一味“跟风”短视频，也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与核心竞争力。这股风潮究竟给新闻传播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2023年，疫情所带来的“线上红利”逐步消失，网络媒体的增长势头开始放缓，用户使用时长回落。截至2023年10月，全球共有53亿网民和49.5亿社交媒体用户，分别占总人口比例为65.7%和61.4%，相比去年有小幅增长，但增长的势头与疫情三年相比明显放缓。[14]另一方面，全球互联网使用时间呈现出显著下降态势。据2023年4月的统计，全球互联网用户日均使用时间为6小时35分，同比下降了4.4%，甚至降至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从媒介类型的角度来看，使用网络媒体观看电视节目的时长下降了1%，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和收听网络音乐的时长分别下降了3.4%和3.3%。从年龄与性别的角度来看，16-24岁的女性用户日均互联网使用时长减少了50分钟，是使用时长下降最多的群体。在较高年龄群体中，互联网使用时长则有所增长，如全球55-64岁的女性用户日均互联网使用时间增加了6分钟，这体现了“银发族”成为网络媒体的“蓝海”，值得学界和业界关注。

　　互联网的用户增速下滑和使用时长减少都与疫情三年期间的“狂飙突进”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疫情阴霾的逐步散去使得人们将生活重心重新从线上转向线下，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覆盖率和使用时长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网络已经占据了人们工作之外的大部分休闲娱乐时间，增长空间已经“到顶”，难有新的突破。

　　虽然网络媒体面临整体增长乏力的困境，但是，赛博空间正在被充满生机的Z世代群体逐渐主导。米乐 m6中国官方网站1995-2009年出生的这一代是“网络原住民”，其成长历程与数字化进程同向互构，拥有更高的技术素养，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也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媒体使用习惯和议题关注偏好，引领着网络媒体发展的潮流。

　　从具体的引领方向来看，首先，Z世代群体更偏向于真实内容和真诚表达。在“后真相”的网络环境浸润成长的年轻一代不再轻易接受过度编辑和过滤的内容，转向关注真实性高和互动性强的内容。2022年面世至今受到Z世代追捧的一款名为“真实”（Be Real）的App便是这一趋势的体现。用户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使用手机前后的“原相机镜头”拍摄照片，并直观描述“此刻”后发布，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纯粹性。这款App显然是对当下社交媒体平台媒体普遍追求完美滤镜、过度包装和虚假编辑的一种反叛，却因其返璞归真的特性吸引了大量Z世代用户。其发布后下载量迅速登顶苹果手机的“应用商店”，并获得了年度App大奖的肯定。

　　其次，Z世代网络媒体的使用和消费偏向呈现出“短视频化”和“音频化”的特征。前文分析过的全球媒体TikTok化风潮，其幕后推手便是Z世代群体。无论是传统主流媒体还是初代互联网巨头，都把Z世代作为其核心受众群体，TikTok化便是他们培养Z世代“忠粉”的第一步。除了短视频之外，以播客（Podcast）为代表的音频媒介也在Z世代群体中普遍流行。据调查，约有一半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年听过播客节目，这一比例在18-29岁年轻人中更高，达到了67%。其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每天都会收听。简言之，播客已经成为美国年轻人获取新闻和信息的重要来源。[15]

　　再次，不同形态的网络媒体之间联系愈发紧密，Z世代也倾向于在不同媒介形态中“游走”。这一特征也被称为“平台摇摆”（platform-swinging），即并非对网络平台做出“择一性”的取舍，而是对多平台的“整合型”使用。调查显示，接近四分之三的Z世代会从社交媒体平台获悉某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推荐后，转向奈飞（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观看。接近一半的Z世代通过UGC而非流媒体服务来发现新的流行歌曲，超过一半的Z世代也会在观看特定影片或剧集之后，决定开始玩对应的游戏。[16]电影、电视剧集、流行音乐、小说和游戏等媒体形态之间的分界线也日渐被网络媒体的“串流”所打破，Z世代则更加注重这种交叉体验，并在互动和分享中获得情感价值，实现其“自我展演”与“关系管理”等需求的最大化。

　　随着Z世代的日渐成长，紧随其后而来的新一代年轻群体α世代成了网络媒体的活跃用户。与“网络原住民”的Z世代相比，出生于2010年之后的一代人则是“数智原住民”，他们成长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等多媒体、多模态交织的传播环境中，对数字化与智能化新科技的接受度非常高，尽管目前α世代群体中年龄最大的仅13岁，但也继承了Z世代的使用习惯，如在TikTok上展现自我。调查显示，23%的12-15岁青少年对播客感兴趣[17]。显而易见，未来α世代引领数智网络媒体发展的潜能不可限量。

　　2023年底，《柯林斯词典》宣布将AI定为年度词汇，该词汇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的英文缩写，仅这一缩略词在2023年的使用量就相较前一年翻了4倍，显示了人工智能对当下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引发了全球对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为基础的聊天机器人的关注。ChatGPT由大量级的文本数据训练而成，能够结合上下文自然与用户对话，通过大数据的搜索、分析和整合回答用户提出的问题，还能完成翻译、草拟邮件和撰写代码等任务。ChatGPT在功能和拟真度方面均达新的高度，实现了集信息、服务、情感、内容生产方面的辅助和支持等功能于一体。全球互联网巨头和科研机构竞相推出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的赛道成为软实力竞争的主阵地。

　　ChatGPT经历了几轮技术的更新和迭代，相继推出了GPT-4和GPT-4Turbo的模型，不仅将训练数据更新至了2023年4月，在人机交互上实现了多模态内容生产，还实现了性能上的提升，成为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在2023年底推出了其内部的UGC平台GPTs，它允许来自社区的用户作为构建者，利用其底层技术来“自定义”适配自身需求的工具，不需要了解计算机编程知识，即可训练和打造拥有专属技能和满足细分需求的GPT。用户自身打造的GPT也是开源共享的，所有用户能够搜索到其他人创建的GPT来满足各种需求，从而形成类似手机“应用商店”那样的“开发者生态”。GPTs的出现将进一步提升GPT与特定需求的适配度，甚至可能代替现有的App生态，从而再次改写网络媒体的生态格局。

　　除了以文本形态为主的ChatGPT等大模型，AIGC也在图像领域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和迭代，以Midjourney和Dall·E为代表的大模型能实现根据输入的文字描述生成图像的功能，从而赋能用户，通过短时间和低成本获得所需要的图像内容。然而，这类技术背后的视觉伪造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小觑。这种以假乱真的“换脸”技术被称作“深度伪造音视频”（deepfake），简称“深伪”，即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模仿真实人物的面部表情、声音和动作，生成逼真的虚假图片和视频。随着AI技术的演进，“深伪”的制作和分发“门槛”越来越低，新出现的图像辅助工具能够将2D照片快速渲染为逼线D场景，识别真伪的难度却水涨船高。

　　具体而言，AI“深伪”带来的风险隐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彻底颠覆了“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的传统认知，从而让用户失去了构建真相的有力证据，导致了“零信任社会”的产生。同时事实核查纠偏的难度加大，媒体对于信息判别的成本增高，使得“后真相”演变为“深度后真相”。其次，“深伪”加剧了网络媒体“政治化”“武器化”的趋势，成为扩大政治分裂，加剧地缘政治冲突的“帮凶”。例如，美国选举活动中已经发现了多个对候选人“深伪”以达到“抹黑”“揭丑”目的的视频，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关于战事的深伪内容更是不胜枚举。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各国政府、学界和业界开展了关于发展和治理的讨论，中国则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23年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中国领导人宣布中方将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米乐m6官网 mile米乐m6这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举措。其核心内容包括主张建立人工智能风险等级测试评估体系，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支持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基础上，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等。该倡议向世界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为未来的人工智能全球协同治理建设性解决思路，为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制定提供了蓝本。

　　回望2023年，网络媒体的发展可谓“变织”，喜忧参半，危中蕴机。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和Z世代群体分别从生产和消费两端推动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与创新，而地缘政治冲突与疲软的经济则体现了网络媒体发展的多重困境。从全球视角来看，网络媒体正经历着“南方转向”，全球南方媒体积极合作，共同推出“替代性叙事”，改变美西方主导的单极化、冲突型的主导框架。作为新兴网络媒体的代表，TikTok正重塑着媒体内容生产、分发和呈现的形态，引领了全球媒体与社会“TikTok化”的风潮。

　　展望未来，世界仍处于“持久危机”的状态，全球网络媒体在世界局势的动荡和技术带来的风险隐忧的背景下面临着一系列重要挑战。2023年11月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主题为“建设包容、普惠、有韧性的数字世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在世界网络媒体发展中的责任担当和合作愿景。全球互联网的多元主体只有通过对话和合作，才能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从而应对和化解人类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让互联网成为真正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1]王沛楠，史安斌.2022年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六大热点议题的分析[J].新闻记者，2022(01):57-65.

　　[6][7]史安斌，朱泓宇.国际传播叙事的“南方转向”——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的扎根研究[J].传媒观察，2023(09):18-27.

　　（史安斌：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杨晨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史安斌,杨晨晞.2023年全球网络媒体的“乱”与“变”：基于PEST框架的省思[J].青年记者,2023(23):106-110.